曾派人細察徐世昌的賬目

　截止到1899年，徐、陳二位早已屈從於權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將所謂家國社稷、擔道抗勢之情懷置諸腦後。而榮慶好像還經得起誘惑，未完全變質。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為權力的奴僕。1900年初，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拜訪榮慶。此時恰逢榮母病重，袁熱心為其推薦醫生、饋贈物品。榮母去世，袁世凱先是“送經並焰口”，後待榮慶扶柩抵津，令“部下劉直牧永慶來吊，並代辦火車一切”。實在是殷勤周至。其實榮慶對袁素無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凱背後的靠山是當朝大佬榮祿，與袁結好，便可攀上榮中堂這株參天大樹。經過對道義與權勢的一番慎重權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鬥爭，榮慶終拋棄了堅守半生的政治信仰，決心與權力合謀。一年後，榮慶便在榮祿的關照下，“奉旨署理倉督”。榮慶事後致函坦露心跡，表示不負栽培：“惟一點血誠，不願讓前人獨步，而識力魄力，究不知撐到幾分。”

　　放下了尊嚴，丟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線，背棄了理想，這三位“50後”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年，陳夔龍如願外放河南布政使，獲取吸金之肥缺。兩年後，他升任河南巡撫。1903年，載振出任商部尚書，特保授徐世昌為商部左丞。徐之前僅是六品官員，一躍成為三品商部大吏，這種超常規提拔幹部之舉，在整個清代也堪稱異數。次年，他更是躍升為巡警部尚書。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榮慶任刑部尚書，旋即又調禮部尚書，複調戶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至1905年，榮慶晉協辦大學士。僅僅六七年工夫，徐、陳、榮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

　　官運與國勢

　　身居高位，權傾一方，擁有如此絕佳之政治平臺，正值五十出頭的當打之年，這三位“50後”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輕時的宏大抱負。殊不知在威權體制下，權力場中之輩，由於屁股決定腦袋，他們往往眼光向上，更多從統治者的“最高指示”出發，其立足點無非四個字：“領導滿意”。這在三人的政治行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1906年夏，圍繞是否預備立憲之問題，京城內新舊兩派針鋒相對，勢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凱、端方為頭領，力主學習西方，推行立憲；一派則以鐵良、榮慶為魁首，極力抵制立憲，橫加阻撓。然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終卻將草擬立憲懿旨的重任交予榮慶。這期間，袁世凱頻頻私下拜訪，以期憑私誼影響榮慶。孰料之後面世的懿旨，無非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由，堂而皇之地將立憲步伐無限期順延。想必榮慶當時費盡心機、搜腸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爺聖意而已最想说的话在眼睛里，草稿箱里，还有梦里。。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統元年，以載灃為首的那一批年輕皇室貴胄上臺，他們對西方的武器、建築、工藝、科技等頗為推崇。當時徐恰恰擔任東三省總督，於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據曾在東北任職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東三省總督任時，攜中央款二千萬兩，兩年以來鋪張頗甚”。單單建造奉天公署大樓一項，就消耗白銀三十餘萬兩，所蓋“西式樓數十楹，繚以複廊，其中薕幔幾榻，燈屏皆用舶來品”。同時採購各種西式物品又花費十餘萬兩，因而其辦公場所之華麗宏偉，其他省份無能出其右者。一次載濤自歐洲考察歸來，途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署，儼然歐式”，使他“直把瀋陽作巴黎”，於是對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讚賞。等他回京後，更是在載灃面前表揚這位“市政建設標兵”。當然，徐如此大張旗鼓的透支財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當時載澤掌管度支部，發現其財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於是幾次上書載灃，請求徹查。此時載灃已把徐世昌樹為全國學習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個好同志”，並未予以追究。